致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

为了使本文所汇聚的思想可能引发的一切疑虑、激动和误解都远离于我——考虑到我们审美公共领域的独特性格，这些思想定会引起此类反应——，同时也为了能够以同样安详的愉悦来书写本文的引言，而这种愉悦的印记，作为美好而激励人心的时光之化石，烙印在它的每一页上，我此刻向自己呈现这样一个时刻：您，我崇敬的朋友，将收到这篇文字的时刻。也许是在一次冬雪中的傍晚散步之后，您端详着扉页上那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读到我的名字，并立刻确信：无论这篇文字中写着什么，其作者都有某种严肃而恳切的话要说，同样，他在构思这一切时，是在与您如同面对面地交流，因此只能写下与这种在场感相称的东西。您会因此回忆起，我恰恰是在您那篇关于贝多芬的辉煌文章问世的同时——也就是在那场刚刚爆发的战争的恐惧和崇高之中——凝聚起这些思想的。然而，如果有人在这种凝聚中想到的是爱国激情与审美沉醉之间的对立、英勇的严肃与欢快的游戏之间的对立，那就错了：对这些人来说，当他们真正阅读本文时，倒不如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个何等严肃的德意志问题，而我们恰恰将它置于德意志希望的正中，作为漩涡和转折点。但也许，对于同一批人来说，看到一个审美问题被如此严肃地对待，终究还是令人不快的——假如他们在艺术中只能看到一种消遣的附属品，一种在”生存之严肃”旁边可有可无的铃铛声响：仿佛没有人知道这种所谓”生存之严肃”与之相对意味着什么。谨以此告知这些严肃的人：我确信艺术是此生的最高使命和真正的形而上学活动，这与那个人的信念一致——本文正是献给他的，他是我在这条道路上崇高的先驱。

【解读】 整篇前言其实就是一个长句——一个典型的尼采式”一口气说完”的段落。二十七岁的巴塞尔大学教授尼采，把自己的第一本书献给当时最著名的作曲家瓦格纳。但这可不是一封普通的致敬信。尼采在这里干了几件事：第一，他给自己找了一面盾牌。他知道这本书会让学术界炸锅（事实也确实如此），所以他先声明：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想着的读者就是瓦格纳你一个人，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第二，他点出了写作的时代背景——1870年的普法战争。炮火连天之中，他在琢磨希腊悲剧和音乐。这不是逃避现实，恰恰相反，他暗示这才是真正关乎德意志命运的大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在最后亮出了全书的核心宣言：艺术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人生最高的使命，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活动”。那些把艺术当作”生存之严肃”旁边的小铃铛的人，恰恰不懂什么才是真正严肃的东西。注意尼采的讽刺手法：他用”严肃的人”来称呼那些自以为务实的庸人，暗示真正严肃的反而是他们瞧不起的”审美问题”。这种翻转——把世俗眼中的轻与重颠倒过来——贯穿了尼采的一生。

巴塞尔，1871年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