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谁要精确地审视自己，看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那真正的审美听者有亲缘关系，还是属于苏格拉底式—批评式人类的共同体，他只须坦诚地问问自己，面对舞台上呈现的奇迹，他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他是否觉得自己那种指向严格心理因果性的历史意识因此受到了冒犯；他是否以一种善意的宽容，姑且将奇迹视为一种童年可以理解、与自己已然疏远的现象而加以容许；还是他经受了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由此他便可以衡量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理解神话——那浓缩的世界图景——作为现象的缩影，它不可能不需要奇迹。然而最可能的情形是：几乎每个人在严格审视之下都会感到自己已经被我们教养中的批评—历史精神如此彻底地腐蚀，以至于只能以学术的方式、通过间接的抽象概念才能勉强使自己相信神话曾经的存在。
【解读】 尼采在新一章的开头设置了一个”自我检测”——你属于哪一类人？面对舞台上的奇迹（比如神话中的超自然事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不合逻辑""这违反因果律”，那你就是苏格拉底式—批评式人类。如果你”宽容地微笑”，把它当作一种可爱的幼稚，你也还没入门。只有当你经受了”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某种无法用理性框架解释的震撼——你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审美听者。尼采的诚实之处在于他紧接着承认：绝大多数现代人都已经被”批评—历史精神”彻底”腐蚀”了。我们已经丧失了直接感受神话的能力，只能通过学术概念间接地”相信”神话曾经存在过。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诊断：我们不是不知道神话，而是已经无法真正体验神话。
但是，没有神话，每一种文化都将丧失其健康的创造性自然力：唯有一个由神话环绕的视域才能将整个文化运动收束为一个统一体。一切想象力和日神之梦的力量，唯有通过神话才能从漫无目的的游荡中获得拯救。神话的意象必须是那些不被觉察却无处不在的守护精灵，年轻的灵魂在其庇护下成长，成年的男子借其标记来解读自己的生命和搏斗：甚至国家也不知道比那神话的根基更强有力的不成文法律——正是这根基担保了国家与宗教的关联、担保了它从神话观念中生长出来的事实。
【解读】 这段是全章最重要的论点之一：神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文化的根基。尼采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文化需要统一性——它需要一种共享的”世界图景”来把所有个体的经验、想象和行动聚拢在一起。神话就是这个统一性的来源。它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不被觉察：年轻人在其中长大，成年人用它来理解自己的人生，甚至国家的合法性也建立在神话根基之上（想想罗马的建城神话、中国的黄帝传说）。没有了神话，想象力就变成了漫无目的的游荡——你什么都可以想象，但什么都意味着什么也不是。这里的”神话”不是指迷信或虚假的故事，而是指一个民族共享的深层叙事框架，是它用来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根本方式。
试将抽象的人——没有神话引导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风俗、抽象的法律、抽象的国家放在旁边作为对比吧；试想想那不受任何乡土神话约束的、毫无章法的艺术想象力的游荡吧；试想象一种文化，它没有一个固定而神圣的原初居所，而是注定要耗尽一切可能、从一切文化中可怜巴巴地汲取养分——这就是当今，这就是那个以摧毁神话为目标的苏格拉底主义所导致的结果。而现在，那没有神话的人站在那里，永远饥饿着，在一切已逝的时代中翻掘、挖寻着根系——哪怕他不得不在最遥远的古代中去挖掘。现代文化那巨大的历史需求、那对无数其他文化的搜罗聚敛、那种噬人的求知欲，所指向的如果不是神话的丧失、神话家园的丧失、神话母胎的丧失，又是什么？试问这种文化那发热般的、令人不安的骚动，除了一个饥饿者的贪婪攫取和四处觅食，还能是什么？——谁还愿意给这样一种文化什么东西呢？它吞噬一切却无法餍足，凡是最强健、最有益的养料一经它的触碰，都惯于变成”历史和批评”。
【解读】 这段是全书中对现代文化最猛烈的控诉之一。尼采连续使用”抽象的”一词来形容没有神话根基的一切：抽象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法律、抽象的国家——一切都失去了具体的、有机的生命力，变成了空洞的框架。然后他画了一幅饥饿者的画像：现代人就像一个失去了家园的流浪汉，永远饥饿，四处翻找——研究希腊、研究印度、研究埃及，什么文化都要尝尝，但什么都消化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丧失了自己的神话。我们用”历史和批评”来替代直接的体验——我们不再讲述神话，而是”研究”神话；我们不再被音乐击中，而是”评论”音乐。尼采精准地预言了后来的文化现象：现代人的”文化消费”——疯狂地阅读、浏览、收集，却始终感到空虚。那种”发热般的骚动”和”贪婪的攫取”，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尤其真切。苏格拉底主义摧毁了神话，留下的是一个无底洞。
如果德意志的本质已经以同样的方式与其文化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甚至融为一体——正如我们在文明化的法兰西身上所惊恐地看到的那样——我们也只好对它痛苦地绝望了。而那长期以来构成法兰西的巨大优势和其压倒性影响之根源的——民族与文化恰恰合为一体——在此景象面前，倒该迫使我们庆幸，我们这如此可疑的文化迄今为止与我们民族性格的高贵内核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所有的希望反倒满怀憧憬地伸向那样一种感知：在这不安地上下跳动的文化生活和教养痉挛之下，隐藏着一种辉煌的、内在健全的、古老的力量——它固然只在非凡的时刻才强劲地涌动一回，随后又向着一次未来的觉醒入梦沉去。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就是从这深渊中生长出来的：在路德的圣咏中，德意志音乐的未来旋律第一次奏响。路德的这首圣咏，如此深沉、勇毅、充满灵魂，如此洋溢着善意和温柔——作为第一声酒神的诱引之音，从密密交织的丛莽中、在春天临近之际传出。与之遥相呼应的，是那个庄严而豪迈的酒神狂欢者的节日行列——我们感谢他们赐予了德意志音乐——我们也将感谢他们赐予德意志神话的再生！
【解读】 这段是全章中最具时代色彩的部分。尼采做了一个对比：法国的民族性格已经与其（启蒙主义式的、批评性的）文化完全融合了，所以法兰西已经”没救了”。但德意志不一样——德意志表面上也受了这种”可疑文化”的侵蚀，但它的深层本质尚未被触及。在那些表面的文化痉挛之下，隐藏着一种”古老的力量”。尼采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这种力量的存在：一是路德的宗教改革，二是从路德圣咏开始的德意志音乐传统。路德的圣咏被尼采视为”第一声酒神的诱引之音”——从这里开始，经过巴赫、贝多芬，一直到瓦格纳，德意志音乐承载着一种深层的酒神精神。“那个庄严而豪迈的酒神狂欢者的节日行列”暗指从巴赫到瓦格纳的德意志音乐大师谱系。需要注意的是，这段话带有明显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色彩——这是年轻尼采的局限性，后来的尼采会对这种民族主义进行激烈的自我批判。
我知道，此刻我必须把那位专注跟随的朋友领往一处高悬的、孤寂沉思的所在，在那里他只会有极少数的同行者，于是我鼓励他说：我们必须紧紧依傍我们的光辉引路人——希腊人。为了净化我们的审美认知，我们至今从他们那里借来了两尊神像，其中每一尊各自统领着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而关于它们彼此间的接触和升华，我们是通过希腊悲剧才得到了一种预感。由于这两种艺术原始冲动的奇特撕裂，希腊悲剧的毁灭在我们看来必然随之而来：与此一同发生的是希腊民族性格的退化和转变——这严肃地警示我们去深思，艺术与人民、神话与风俗、悲剧与国家在其根基上是多么必然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那悲剧的毁灭同时也是神话的毁灭。在此之前，希腊人不由自主地被迫将一切经历立刻与他们的神话联结起来，甚至只有通过这种联结才能理解经历：由此，即便最切近的当下也必然以永恒的面貌（sub specie aeterni）、在某种意义上以无时间性的姿态呈现在他们面前。国家也如同艺术一样沉入这无时间性的河流之中，以便在其中从当下的重负和贪婪中获得安宁。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其价值恰好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自己的经历烙上永恒的印记：因为这样做便是使自身脱离了尘世，显示出它内心深处对时间之相对性和生命之真正的、亦即形而上意义的无意识信念。当一个民族开始以历史的方式理解自身、开始砸碎自己周围的神话堡垒时，情况便走向了反面：由此通常伴随着一种决定性的世俗化——与它此前存在的无意识形而上学的决裂——以及一切伦理后果。希腊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首先阻止了神话的毁灭：人们必须一并毁灭它们，才能够从乡土根基上挣脱出来，无拘无束地生活在思想、风俗和行为的荒野之中。即便是在那之后，那种形而上的冲动仍然试图为自己创造一种——虽然已经弱化了的——化境形式，亦即在那迫切趋向生活的科学苏格拉底主义中；但在较低的层面上，同一种冲动只导致了一种狂热的寻觅，逐渐迷失在一个从四面八方堆聚而来的各种神话和迷信的万神殿之中：希腊人坐在这万神殿中间依然心无所慰，直到他学会了以希腊式的明朗和希腊式的轻佻——作为一个Graeculus——来掩饰这种狂热，或者在某种东方式的昏沉迷信中彻底麻醉自己。
【解读】 这段是全章信息密度最高的段落，可以分几层来读。第一层：回到希腊人身上。尼采提醒读者，日神与酒神这两种原始冲动的”撕裂”——也就是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介入——导致了悲剧的死亡，而悲剧的死亡同时也是神话的死亡。第二层：神话的功能是给经验盖上”永恒的印记”。在有神话的时代，希腊人把每一件当下的事都与永恒的叙事联系起来——一场战争不只是一场战争，它也是神话模式的重现。尼采用了斯宾诺莎的拉丁语”sub specie aeterni”（在永恒的面貌下）来表达这一点。这种方式让一个民族摆脱了”当下的重负和贪婪”——它不被琐碎的日常所困，因为它把一切都放在永恒的框架中理解。第三层：失去神话的后果。当一个民族开始”以历史的方式理解自身”——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过去当作一系列可以考证、分析的”事实”而非神圣的叙事——它就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世俗化”。接下来的衰落有两条路：要么变成”Graeculus”（“小希腊人”，罗马人对晚期希腊人的蔑称——轻浮、油滑、什么都不当真），要么沉溺于东方式的迷信。无论哪条路都是精神的堕落。这段话暗含着对当时欧洲文化的警告：我们正在走希腊人走过的老路。
自十五世纪亚历山大—罗马古典时代的复兴以来——历经一段漫长而难以描述的间奏——我们已经以最为显著的方式趋近了这一状态。在高处可以看到同样那种过剩的求知欲、同样那种不知餍足的发现之乐、同样那种巨大的世俗化，旁边则是无家可归的到处游荡、向他人餐桌的贪婪拥挤、对当下轻率的神化或者麻木沉闷的回避——一切都在此世的面貌下（sub specie saeculi），在”当今”的名义下：这些同样的征兆让人推测这种文化的心脏有着同样的缺陷——亦即神话的毁灭。
【解读】 尼采把目光从古希腊拉回到现代欧洲。他说，自从文艺复兴（十五世纪”古典时代的复兴”）以来，经过”一段漫长的间奏”（中世纪基督教时代），欧洲已经走到了与晚期希腊几乎相同的境地。这里的对应关系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理性主义 = 现代欧洲的科学和启蒙精神；古希腊对外来神话的狂热收集 = 现代欧洲对异国文化的疯狂研究；古希腊的Graeculus式轻浮 = 现代欧洲的世俗享乐主义。特别注意那个拉丁语”sub specie saeculi”（在此世/世俗的面貌下），这是故意与上一段的”sub specie aeterni”（在永恒的面貌下）形成对比——神话时代的人活在”永恒”中，而我们活在”当下”中。“向他人餐桌的贪婪拥挤”——这个意象是说现代人到处去借别人的文化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就像一个没有家的人到处蹭饭吃。
要成功而持久地将一种外来的神话移植过来，而不在移植过程中致命地损伤这棵树，似乎几乎不可能：也许有一次它足够强健，能以可怖的搏斗将那外来的元素重新排斥出去，但通常它只能病弱地萎缩，或者在痉挛般的疯长中消耗殆尽。我们对德意志本质那纯粹而强健的内核怀有如此之高的敬意，以至于我们恰恰敢于期待它将那些被强行植入的异质元素排斥出去，并且认为德意志精神重新省悟自身是可能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精神必须从排除罗曼因素开始其战斗：对此它可以在最近那场战争的胜利英勇和浴血荣光中看到一种外在的准备和鼓励，但内在的必然性则须在这样一种竞争心中去寻找——要始终配得上这条道路上的崇高先驱者：路德以及我们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但他切不可以为，没有自己的家神、没有自己的神话故乡、没有对一切德意志事物的”复归”，他便能进行类似的战斗！如果德意志人犹疑地环顾四周寻找一位引路者，好将他领回那早已失落的、几乎认不出路径的故乡——他只须聆听那酒神之鸟的甜蜜诱引之音——它在他上方盘旋，要为他指明通往那里的方向。
【解读】 最后这段是全章的结语，也是全书这一部分（第16-25章讨论”悲剧的重生”）中最具实践意味的段落。尼采用了一个植物学比喻：你不能把一棵外来的树移植到你的土地上而不伤害原来的根系。同样，你不能靠引进别人的神话来填补自己的空虚。但德意志的情况还没有绝望——它的”内核”还是健全的，只是被外来的文化元素（主要是法国—拉丁世界的影响，即”罗曼因素”）所覆盖。“最近那场战争”指的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德国的胜利让尼采和许多同代人一度相信这是民族精神复兴的信号。但尼采立刻警告：军事胜利只是外在的，真正的复兴必须是精神的——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神话故乡”。最后那个”酒神之鸟”的意象既美丽又神秘，暗指瓦格纳的音乐——那是引领德意志人回归精神故乡的向导。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文字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尼采后来深刻反省和抛弃的。在后来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和《善恶的彼岸》等著作中，尼采对德意志民族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称自己不愿做”德国人”而要做”好的欧洲人”。但在写作《悲剧的诞生》的1872年，年轻的尼采仍然对德意志文化寄予了深厚的期望。